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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法 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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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中法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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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一个名叫伯纳·圣若弘（Benoit SAINT GIRONS）的法国人在因特网上发表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题目是《12亿火星人》（1,2 milliard de Martiens），据说因为作者用词太不友善，以致于标榜言论自由的法国出版社都觉得有点出格，拒绝考虑为其出版此书。该书介绍作者本人在中国的见闻，但通篇尖酸刻薄、夸大其词，将中国人描写成一群不讲个人卫生、不懂礼貌、大声喧哗、吃狗肉、到旅游景点照人不照景的12亿火星人。此事在中国网友中引起强烈反响，有人反对，有人附和，多数人将此看作是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的法文版。
所谓文化者，乃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之总汇也。你可以说中法差异是两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差异，但真要是中国处在法国那样的现代化水平，差异照样存在。这种差异，构成了我们当今五彩缤纷的世界，构成了国与国文化对话的基础。有人说，如果法国没有无休止的罢工，法国也许是世界上最适合生活的地方。也有人说，巴黎如果没有满街的狗屎，巴黎也许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但依我看，这些假设都是国内的朋友从中国的角度看法国，无论是满街极其不雅的狗屎，还是随心所欲的罢工，这都是法国人的生活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这些问题是与生俱来的，如果失去了，法国反而不像法国。有一位美国记者曾经调侃道，巴黎太美妙了，世界银行应该资助巴黎人，让他们做全职的巴黎人好了。可惜的是，世界银行并没有给巴黎人发工资。
其实细想起来，中法文化差异，究其实质，双方在对事物的认同上是比较一致的，比如说对待权力问题，并不是圣若弘所说的那样中法有差异。法国人历来就有崇尚权力和权威的传统，历史上法国人就对拿破仑、对王室和显赫的权贵有迷信，但在表现形式上两国确实有所差异。从政为官，光宗耀祖在中法两国人民看来都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有趣的是，法国培养干部基本上用的是中国过去的科举制，要通过许多考试，上好学校。我曾在上一章谈到法国的高官大多出自国立行政学院，但要进入此校并非等闲之辈，对一般法国人来讲是难上加难。在此前，必须考入巴黎政治大学（Sciences Po）或外地有数的几所政治大学，然后再一步步地再往下考。就是进入该校，还得天天厮杀，谋得毕业好成绩以排名次，从而换得高官厚禄。因此，真正做到“学而优则仕”的是人家法国人。然而，法国人在显露对权力和统治阶级羡慕和尊重的同时，骨子里却是从大革命传承下来的那种自由和批判精神，因此，嘲讽和捉弄政治人物，又是其典型的法国文化习惯。法国电视四台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节目叫“木偶”（Guignols），节目以播新闻的形式出现，把法国政客都做成木偶，已故总统密特朗是只青蛙，现总统希拉克是高卢雄鸡，其他的内阁成员也都是各种小动物，活脱一个动物园。节目过去奚落密特朗，现在是希拉克，隔三差五拿希拉克开涮，说他老了，笑他保守，笑他的政见、言行，什么都敢讽刺，连希拉克夫人都不放过，有时简直到了刻薄的地步。我看节目的时候总是一边捧腹大笑一边想，做法国的领导人，真是得有很坚强的神经才行啊。
中国人爱管闲事，家长里短，总觉得要对人关心。单位来了大学生，没有对象要帮助他或她物色对象，仿佛是一种道义责任。结婚后没有生孩子，又要帮助他或她树立正确的生育观，大讲一通中国文化和有孩子的好处，一直讲到他或她都有孩子。法国人则不然，他们对别人事，尤其是别人的私生活一般不闻不问。不要说谈恋爱，就是找小蜜，他们也不感兴趣。已故总统密特朗有一个情妇，法国人都知道，但谁也不把窗户纸捅破，最后还是密特朗本人决定要将私生女马扎里纳公之于众。人们很轻易接受了这一事实，在密特朗葬礼上，情妇、私生女与夫人及孩子们站在一起，没有人觉得不合适。最近，到是马扎里纳本人著书立说，详细叙述她和父亲密特朗保持的二三十年之久的亲情，法国人看后都十分理解。换句话说，像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这样的绯闻，法国人是根本不会介意的。克林顿也大可不必写书来为自己的外遇辩护，法国人根本看都不想看。
法国人贪玩，中国人爱干活。法国人一般不太攒钱，花光为止，至少他们不会为钱而拼命工作。中国人善于持家，节俭，一分钱掰成两半花，脑子里整天装的是工作、家庭和孩子，想浪漫也浪漫不起来，是一个生来就是为了工作的民族。试想有一天中国也建立了类似法国的社会福利保障，中国人是否也会变得贪玩起来了？是否也想浪漫一把，一直把钱花光为止？我对这样的答案没有任何把握。一向被指责个人主义思想严重的法国人，却十分看重家庭生活，最讲究下班后在家中同子女家人共进晚餐。而热爱生活和家庭的国人，即使是节假日，为了获取经济上的好处，得到加班的双薪，恐怕都会心悦诚服地加班加点。当来巴黎的国内代表团常常向我抱怨周末法国人把他们放在旅馆里不闻不问时，殊不知从北京回来的法国朋友也在向我诉苦，说他们周末也得不到自由，中国主人连他们在北京会朋友，办私事的时间也不给。法国人恐怕至今也没搞懂，为什么中国主人周末不陪自己的家人，非要出来安排那些不受欢迎的社交活动，甚至要亲自从早陪到晚？
法国人爱好社交，善于交际，爱聊天。这点与我们中国人很像，我们叫“侃大山”，天南地北，侃得云山雾罩。侃的话题可以是吃，也可以是文化，国际政治，喜欢替古人担忧。世界各个角落的事，没有不关心的。说起来还经常慷慨激昂，但往往是说完即完，颇有咱们北京人“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的”的潇洒劲。但与法国人一起的社交场合，同胞们往往不很自在，语言障碍、话题不投机都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还是文化差异。孔老夫子有关君子“欲呐于言”的古训和“祸从口出”的忠告不绝于耳。即使创业，各位也要“闷功大发财”。家长教育孩子要听话，老师夸学生还是老实听话。至于爱说话者，中文形容词尤其多，但褒义的很少，什么“油嘴滑舌”、“巧舌如簧”，或者“此人能说”，言下之意，此人“光说不干”，还是一句贬义词。这种从文化上对交流的过于谨慎，常常使一场有意思的晚会索然无味。或者走向另一端，各扎各的堆，中法开起小组会。这样生动的事例还使我不由地想起自己在法国短暂的留学生活。在我们班上，欧美、非洲甚至印度、孟加拉等南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都争相发言、讨论或提问，惟独来自中国，还有日本和韩国的同学闷头不语记笔记。遇有不明白的问题，上课不提，下课以后围着老师提个没完，弄得老师抽支烟的时间都没有。这种有趣情况同样反映在一些外事场合。法国人喜欢在大庭广众说话，在国际会议上，只要有法国人，他总要说话，深恐别人将其当哑巴，而同胞们一般不爱提问题。如有问题，也是喜欢茶歇时个别提。我想，这也是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的集体主义VS法国个人主义
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国情和管理理念及管理体系，中国人靠集体，法国人靠个人。有许多国内朋友对我说，法国人是世界上最大的个人主义国家。来到法国，你最大的感觉就似乎自己掉进了个人主义的汪洋大海。
法国人从文化上强调自我，追求个性解放，人人号称是哲学家笛卡儿的信徒，“我思故我在”。因此，个性在法国文化中十分重要，无论是人还是事物，没有个性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换言之，就将得不到尊重。最典型的例子是法国的建筑，一个地区一种风格。在巴黎，你随便走在哪条大街，没有一幢建筑是重样的。在这种强调个性的文化中，强调一致，统一思想是很困难的。在与法国人沟通过程中，特别在向学生演讲和接受提问时，你要想让法国同学接受你的观点，最好的方法先反驳他们的观点，然后再引出自己的观点。在法国，人人爱争辩，喜欢标新立异，电视上、议会里的辩论常常近乎吵架。就是在家中，辩论也是家常便饭。我有时应邀去朋友家做客，席间来宾中只要有位提到某个问题，立刻引起争论，饭桌上大家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这种争论可以发生在客人与客人之间，也可以在客主之间。这种争论在中国人看来是无谓的，其激烈的程度极具杀伤力，在中国肯定会影响今后人与人的关系。出于中国人的本能和革命大团结的需要，我会急得忙打圆场，说一些中庸的话。然而，无论宾客是谁，对晚会的评价都取决于晚会的话题，特别是由话题所引出的争论。若干年后，朋友在一起还能记起当初的争论，但肯定已没有人还能想起我那番和稀泥的话……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刚开始，上下五千年文明，封建历史漫长，孔孟思想既是官方哲学，也是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式，凡事求正统，要保持一致，特别是要与强势机构和人物保持一致。除春秋战国的短暂历史时期，中国基本上是没有文化多元的传统，思维模式相对较简单，惟官方马首是瞻，而法国18世纪的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早就打破了王权对人性的桎梏，突出了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强化了公民的护权意识。因此，当一个中国人和法国人在一起的时候，法国人的思想负担显然要比国人小得多。
从管理理念看，中国的组织结构复杂，协调和沟通的要求高，许多问题需要权威人士来定夺。(mimifr.com)法国的组织架构则相对单纯，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往往在工作描述中已阐述得很清楚，需要的只是对程序负责，下级对上级的依附关系较少，从下级管理职位到上级管理职位也大约只有二三级，每个人所担任的工作范围很广，并能精通好几个专业，一个人可以应付很多工作也是常事。在这样的组织系统中，主管的权利很大，所谓“县官不如现管”，长官意志较难行得通，人人都按游戏规则办事，个人的作用在国家生活到企业生活的微观层面都得到认可。
同样，中法这种管理架构和理念的差异，既是文化的因素，也是经济的原因。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中国人多资源贫乏，集体主义不仅是一种组织形式，也是生存方式。人们必须在一起，相互团结，才能解决生存问题，如在中国西部许多缺水地区，集体仍然是获取水资源的惟一手段。但组织结构复杂自然会加大管理成本，这在不计效益的计划经济时代是司空见惯，为的是实现低工资普遍就业。稍年长的读者都知道，这种体制还是我国很长时间内的公民生活资料分配形式，所谓“单位”，既是生产的组织形式，也是生活的组织形式，个人离开了单位，显然将一无所有。法国的情况恰恰相反，人口少，自然资源丰富，历史上就形成富有个性化的法国自然经济，如葡萄酒、奶酪等生产者，其产品背后都是一个个农村自然户。当然，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的法国，公民的任何生活资料都是通过市场来实现的，没必要对集体有所依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法国人生活水平高、假期多，要维持这种生活模式，受雇的个人必须一专多能，这是保证法国实行高薪金制的前提。从管理学角度讲，组织架构越简单越有利于责任到人，并强化个人在任何组织系统中的作用，人人对岗位和程序负责。许多在法的中国学者经常对我说过，国内人际关系复杂，法国人际关系简单，较少浮躁和功利主义现象。细想很简单，就是一种管理理念的差异。法国人竞岗上班，招聘是公开的，职务描述很清楚，一旦应聘就有一份权利与义务的合同，其中包括未来发展空间。职业感强，珍视工作岗位。按程序办事，讲章程、法制，不需要通融，只向工作规程负责。平时既不需要刻意与领导、同事处好关系，也不要整天刻意加班加点，求得什么好感，对人的考评是业绩，而不是非岗位描述的其他因素。这种组织架构我们过去讲得较少，我认为这是法国个人发挥作用的机制性保障。但中国独特的管理文化也从另一个角度强化人的协调能力。当一个中国人和法国人在一起，法国人明显表现得不够灵活，常常教条主义十足，而中国人又显得过于灵活，变通能力很大。有道是，在中国没有容易办的事，也没有办不成的事。
诚然，从文化比较的角度看，谁也不能就中国的集体主义和法国的个人主义评判出孰好孰坏，因为一个民族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是由其特定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许多法国朋友，包括政治家们对中国的集体主义羡慕不已。世界著名的思想库，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德蒙佩里亚尔（Thierry de Montbrial,mimifr.com）曾多次说过，正是中国人民的集体主义、国家至上精神，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阿尼尔市长阿希尔曼也向我说过，如果法国人像中国人那样国家至上，法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但也有中国在巴黎的学者对我说过，过分依赖集体，将降低国人的主观能动性，从长期而言，对一个竞争中的开放社会和国家是不利的。
由于法国人注重个人的首创性，似乎天下没有他们干不了的事情，在世界任何角落，总有一些艺高胆大的法国人在干他们想干的事。阿富汗战争刚结束，年仅22岁的玛丽· 德·波旁小姐就来到喀布尔建立了一个人道主义的NGO。读者一看名字就知道，她是波旁王朝的后裔，还是位公主（Princesse），我问她为什么一个小女孩要只身一人来到兵荒马乱的喀布尔。她对我一耸肩，说了声：“我愿意”。她还问我，2010年上海世博会要不要志愿者，她现在就想报名。果不其然，她说到做到，马上给我寄来了简历。我由此想起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贾兰坡说起过曾在30年代发现北京猿人的法国神父德日进（Teilhard de Chardin）的故事。这位法国神父只身来到中国，从当时的北平乘火车到琉璃河车站，然后改骑15公里小毛驴到周口店主持北京猿人发掘工作的。在当时的旧中国，田野工作相当艰苦，德日进吃不好，住不好，还要以骑小毛驴代步，他还就此学会“嗒”、“驾”、“唷”的吆喝骑驴或骡的本领。我想，无论是波旁王朝的玛丽小姐，还是法国神父德日进，这些独往独来的“蝙蝠侠”之所以敢闯遍天下，凭的就是个人的首创精神。说到这，我还有一位法国摄影师朋友，叫吕布里内埃（Lubliner），也是位艺高胆大之徒。他在人类进入千年之际，一天拍摄一张埃菲尔铁塔，张张都有特色，在法国很有影响。这次法国在华文化年，他凭着坚韧不拔的精神，游说了法国各个部门，包括法国著名的珠宝商宝诗龙（Boucheron）和法国著名报纸《世界报》。他就像一个“蝙蝠侠”，经常往返穿梭于中法之间，终于与上海东方明珠塔签约合作举办其展览。我问他，如此执着，万一最后不成功岂不鸡飞蛋打。他同样是一耸肩，对我说：“要做事必须自己先想在前头，然后社会各界才会跟进，这是法国的办事之道。”5年前，他就是以此方式拍摄埃菲尔铁塔，并得到铁塔主管部门支持。他很自信地说，他此次来上海办展的方案细节都很过硬，企业肯定会支持他的，所以他敢于个人先期做时间和金钱上的铺垫。2005年4月23日，法国总理拉法兰、中国文化部长孙家正专门出席其摄制展的开幕式，形成了法国在华文化年的又一高潮。拉法兰总理亲口对吕布里内埃说，法国感谢他所做的一切。吕布里内埃对我激动地表示，当他面对总理和中法电视记者的镜头时，他真正地感到为中法两国交流做了件大事。其实，法国在华文化年中，像吕布里内埃这样的个人行为很多，他们往往走在政府的前头，利用的是市场法则，通过企业赞助来促成项目。一旦政府认为其想法好，符合政府利益，个人行为很快又会变成政府行为了。我想，这也是中法两国在文化年运作上的差异。
中国的约会文化VS法国的约会文化
如果说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中法两国行为模式差异的话，那么，中法不同的约会文化就是两国对时间理解的重大差异。法国人常对我调侃，认为我们中国人是从哲学的角度看生命，认为时间总是永恒的，而法国人则从世俗的角度认识自己，认为时间总不够。有一次，参议院礼宾官拉菲海尔曾很认真地与我谈起他对来参院造访的中国代表团的印象：“人多、要求多、安排难、善变”。在使馆工作期间，我接待了无数代表团，拉菲海尔的话不无道理，因为我们一切日程安排都源于中国式的坐标系。这里就有中法两种不同的约会文化问题，了解“法式约会”文化因而就变得十分有必要了。
法国人干什么事情都讲究预约：请人吃饭、去银行办事、修车、看病、理发、下馆子都要预约。因公登门要预约，私人拜访更得预约，而且有些约会“提前量”吓人，如为了安排一顿午餐或晚宴，往往要提前三个月。在法国，外国人最先必须要学会的单词就是“约会”（Rendezvous）。同样一件事，在国内很短时间内就能完成了，放在法国却得花费上一些时间。因为在法国，很多时候是不能直接登门办事的，必须得先和对方预约，对方同意给你一个“约会”的日子后才能来，包括去医院看病时与各科诊所的医生的“约会”。在法国，无论是办公室或是家中，不速之客推门而入的现象是极少的，此举会觉得不礼貌，没有修养。即使是邻居多年或朋友多年，要上门正式拜访也得有预约。因此，无论男女老少，不管是公司老板还是家庭妇女，人手一册备忘录，办什么事，都要写在上面。
然而，中国式的约会文化是重友情、讲缘分，“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来登门拜访就是瞧得起，要热情待人，没有必要讲那些规矩。如果不见客，会被朋友视作傲慢，忘本了。因此，在中国约会文化的定式中，来法造访的各种代表团理应得到法方礼遇，会见中方想会见到的法国朋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然而，在巴黎工作期间，我听到不少代表团的抱怨，许多约会因各种原因没有落实。这里的原因就是约会文化的差异，首先，法国是个高效的社会，时间的利用率很高，做任何事情必须有计划。但我们代表团往往临时组团，有时甚至快上飞机了才给使馆打电话，请求安排会见，这显然不可操作；其次，法国人讲究生活质量，家庭生活、隐私等，一周总共上班35小时，又不愿加班加点，碰上节假日，能安排会见的时间很有限。此外，大多数法国人还有自己的个人爱好，社交活动，不愿意在上班时间外再安排官方活动；最后，竞选政治的作用。法国各种选举平均2年一次，要保持自己的不败纪录，就得与选民在一起。许多代表团来巴黎时，恰逢法国选举，见不到法国政治家，觉得有点沮丧。但这在法国再正常不过了。我2004年4月离任回国，巴黎附近的伊希市和阿尼市的两位市长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都面临大选，其中伊希市长安德烈还是巴黎大区议会主席的候选人。我没有向他们辞行，我是带着他们两位给我的热情洋溢的信回到祖国的。
有事预约，不给别人带来突如其来的麻烦，也使自己的工作、生活按部就班，这理应是件好事。但约会文化的差异处理不好，容易引起误解。有些人甚至以为，只要通过外交途径，总能安排好约会的。殊不知，这是对法国文化和政治的不了解。对法国人而言，如果他还是位政治人物的话，会见他的选民和外国客人至少是一样重要。很难想像他为了礼仪的需要开罪他的选民。也很难想像为了会见一位中国外宾而取消女儿的生日晚会，或取消出席某位政要女儿的婚礼。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其实又很简单，就是提前约会，把时间量打足。当然，这里也分不同情况。当我们国家和政府领导人访问法国或过境巴黎时，即使日程再忙，希拉克总统和法国主要领导人都会予以会见的。
将事情提前告诉对方，也是对客人的尊敬。国内现在搞的各种国际性活动很多，组织者很想请法国名流出席，并向对方提供很好的接待条件。我在使馆时，很多次接到这样的委托，希望我们代为邀请，而每次都是因为我们提得太晚，对方另有安排而未能成行，十分可惜。我想，如果我们稍有点计划性，也许就没有这份遗憾了。记得我来世博局负责的第一项重要外事活动，就是筹备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和国际展览局在巴黎举行的第二届上海世博论坛。我曾利用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先生来沪出席卡迪亚珠宝展的机会，两次当面向他发出邀请，希望其出席2004年6月25日在巴黎举行的本次论坛。德斯坦对论坛的题目“21世纪城市的文化多元与文化融合”十分感兴趣，但当时离论坛召开只剩下一个月时间，显然对他而言已不可操作。德斯坦的回答十分简短又深刻：“您应该早点告诉我！”
从爱丽舍宫高朋满座看法国
公民对社会生活的参与
作为外交官，又分管中法双边政治关系，我有许多次机会在爱丽舍宫亲临法国宴会外交恢宏的场面。然而，让我感受最强烈的，并不是金碧辉煌的宴会厅和总统大厨精湛的厨艺，而是出席宴会的各界人士。他们形形色色，往往都不带“长”字，用世俗的眼光看，充其量也就是个“处级干部”，但他们确是整个法国公民社会的代表，也是当今法兰西精英的全部组合。他们中间有著名的建筑师、时装设计师、医生、大老板、艺术家等，出席的比例之大，常常占法方主人的四分之一左右。总统府礼宾官奥立维告诉我，请各届精英出席总统举行的国宴，是法国宴会外交的传统。公民社会是法国生活的现实，也是法国社会的基石，只有让这些精英与来访的国家领导人见面，国与国的关系才能全面深入发展。
达索先生是法国著名企业家，也是爱丽舍宫宴会外交的积极参与者，图为达索向作者赠其近作《献给法国的一项计划》时的留影。（2004年3月）
其实，爱丽舍宫高朋满座，仅仅折射出的是法国五彩斑斓的公民社会一角，而只有在法国生活，你才能切身感受到这个公民社会有多么的丰富和强大。虽然公民社会没有爱丽舍宫那样的宫殿和所具有的权力象征，但它对权力却具有道义上的神圣制约力量。正因为此，总统府人员的花名册，从希拉克总统高级政治顾问莫洛德、外交顾问莫里斯到其他工作人员，任何人都可以从总统府网站查询，并可在任何工作时间与其联系，咨询任何问题。就是希拉克总统本人，任何公民给他的信都要亲自回复。为应对这些浩如烟海的信件，法国还有一个隶属总统府的班子，专门为总统解答和处理投诉的问题，并代拟回信，最后由总统签署发出。对总统而言，给每个投诉者回信的举动本身就是测试其总统岗位是否具有代表性。一旦选举结束，任何总统总希望自己是全民总统，而不再是党派候选人。因此，任何对投诉人的怠慢都将影响总统的形象，甚至未来的连任。也正是如此，每年法国国庆，希拉克总统总要请各行各业的代表轮流出席总统府花园酒会。为维护亲民形象，希拉克也一直要求轻车简乘。他的保镖对我说，给总统担任警卫最难，他不允许在公众面前，特别是电视画面前出现过多的安全人员，担心给公众造成脱离人民的印象。
诚然，公民社会是个广义的涵义，其实质是社会各界对国家生活的广泛参与。在法国，知识界对社会问题历来给予特别关注，他们在电视台的辩论激烈程度并不亚于议会，他们对问题的把握，也同样不亚于职业政治家。因此，究竟谁在治理国家？细想起来，应该说是民意。有人也将各级议员译成民意代表。现任马尔梅松市长、法国民议会财经委员会主席帕特里克·奥利埃（Patrick Ollier）就对我说过多次，议员的日子不好过。他在国民议会里的工作再忙，也必须每周回几次马尔梅松，与选民见面。他说，就像医生看病一样，门口常常会排起队。这些选民的意见都得记录在案，并反馈给他们。议会辩论时你去了没有，投什么票，选民可以随时从议会秘书处获得相关资料。他对我手一摊，说了句“瞧，我们受到多么严格的监视！”
有趣的是，法国有许多民调机构，经常发表针对时事的民意测验，民调所反映的问题往往又成为政治家决策的主要取向。为迎合民意，政府内阁不断变化，让民意看好的公民社会代表入阁。当年密特朗为解决大城市城郊的种族冲突等社会问题，曾任命马赛市奥林匹克足球俱乐部老板达比（Bernard Tapis）担任内阁城市部长，专门解决移民融入法国社会问题。当时还有一位很活跃的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叫库什耐（Bernard Kouchner），他的组织叫“无疆界医生”（Medecin sans frontier），曾在90年代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密特朗请库什耐担任人道主义事务部长，专门负责国际人道主义救助。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反响都很好。希拉克总统也一样，2001年连任后，他让企业家梅尔担任内阁最重要的财经部长一职，顺应了经济界改革的要求。同样，任命法兰西院士、作家昂格雷米担任中法文化年法方主席，使文化年组织工作的权威性从一开始就得到广泛尊重。
其实，法国就是由公民社会参与并治理的国家。法国全国雇主协会，现在的名字叫企业运动，聚集了全国所有的雇主，主席恩斯特－安托万·塞利埃（ErnestAntoine Seillière）在法国政界一言九鼎，原因是在其身后是法国所有的企业家，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政府均对其格外的重视。同样，马克·布隆戴尔（Marc Blondel）领导 “工人力量”是法国最主要的工会，任何政府有损于员工利益的改革，若事先没有与其商量，那么，一场席卷全国的社会风潮肯定不可避免。当然，治理法国社会并不是仅仅靠资方或劳方两家，还有许许多多
专业行会，如工商会（Chambre du Commerce et dIndustrie）、农会（Chambre Agricole）、手工业会（Chambre des Arts et des Metiers）、中小企业联合会（CGPMI）以及牙医协会、律师公会、公证人协会、建筑师协会等等。在法国，任何行业都有自己的协会，而整个社会生活就是一靠行会的自律，二靠行会的积极参与，从这种意义上讲，要做行会的主席，没有非凡的职业精神和人格魅力是很难当选的。巴黎工商会主席米歇尔·弗朗克（Michel Franc）掌管30万家加盟企业的命运，拥有5亿欧元的预算，每月要开一次商人代表大会，共同商讨如何把经济搞上去。在这幢离凯旋门仅咫尺之遥，1803年就由拿破仑亲自创办的的古色古香的商会大楼里，弗朗克主席曾接待过江泽民主席和其他难以计数的中国代表团。
根据法国1901年结社法，任何法国公民，只要人数在三人以上就可以成立社团。从法律上看，除以上各种形形色色的行会性团体或协会外，法国还有多如牛毛的各种协会，我们统称为“非政府组织”。说它多如牛毛，是因为它太好成立了。许多在法国无法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就成立各种协会、社团，用以接待国内代表团，结果生意兴隆，比留在大学里教书的同学收入不知高多少倍。在法国，最有名的协会自然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无疆界医生”和法国企业运动（法全国雇主协会），它们在国际国内都规模大，国际知名度高，是其他组织难以相比的。由于社团极易组织，对外影响和能量也就相差很大，但对与它们打交道要格外小心，千万不能因为协会小而忽视它们。在上海申博期间，有一个叫“促进与威望国际协会”（Institut International de Promotion et de Prestige）想给上海市颁奖，以表彰上海最近几年在经济与社会方面取得的成就。我与其主席，法国人鲁特曼女士（Gisèle RUTMAN）接触了好几次，发现这个协会能量很大，德斯坦、希拉克等许多法国政要都曾出面为其颁过奖。密特朗作为总统，拉法兰作为总理，其他法国部长和欧洲王室出面颁奖的就更数不胜数。这个协会成立于1963年，总部设在瑞士，据说是为了享受税收优惠。由于“非典”和其他原因，拟议中的活动停了下来，后来小德斯坦见了我，还亲自问我进展情况，并表示他本人随时准备出面为上海颁奖。在我回国前，鲁特曼女士专门邀请我赴法南部的普瓦捷出席拉法兰总理为法一家生产打包机的中小企业颁发“推介与威望国际协会奖”的仪式，再次显现出该组织在法国社会的显赫地位。
我还有一个朋友叫劳奇（Bernard Logié），他一人成立了一个叫Eponyme的协会，翻译成中文就是用自己的名字建立企业，用我们现在的话就叫“家族企业”。他一人办的这个协会，囊括从达索（Dassault）飞机、标致（Peugeot）、雪铁龙（Citron）、雷诺（Renaut）等汽车到鳄鱼（Lacoste）T恤、爱玛仕（Hermès）箱包和客丽容（Crillon）饭店等法国经济界的“名门望族”，几乎涉及到法各个领域。更让人吃惊的是，劳奇居然能够在参议院大厅里组织给这些家族企业的颁奖仪式，还能让参议长出面。如果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劳奇根本不是家族企业者，顶多是名个体户，但他所焕发出来的公民社会能量是我们难以想像的。其实，类似鲁特曼女士和劳奇这样的NGO在法国汗牛充栋，在法期间，我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有接触，因为他们是促进中法关系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但对这种NGO的浩瀚性及其在法国社会所焕发出的能量，是只能在法国才会有如此体会的。
由于社团成立和解散都不要做任何声明，因而法国究竟有多少NGO组织，谁也说不清楚。通常法国人对我说在100万左右，社团的累计预算超过454亿欧元，相当于法国内生产总值的3.7%。社团的预算约54%来自国家财政拨款，但大多数小社团仍需要依靠志愿者的工作来保持运转，其预算也往往依靠会员的会费和一些活动收入。法国人对我说，社团是法国最大的雇主之一，占法国总就业人数的5%左右。10年前，约11万家以上的协会雇用了165万人（其中90万人为全日制工作的工薪人员）。我没有今天的数字，但我想只会比10年前大，而不会小。法国外交部负责国际合作的处长沃兹对我说，NGO事业在法国方兴未艾，一些人道主义、扶贫、反全球化等NGO吸引了许许多多名牌大学的高材生，他们中不乏富家子弟，NGO的经历是他们职业生涯的第一步，为他们将来在法国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打好基础。我想，NGO在西方素有政府、企业后的第三部门之称，它不仅是对政府和企业作用的有益补充，更代表了公民参与国家生活的愿望。因此，NGO越多，公民参与国家生活的程度就越大。公民参与国家生活越大，政府当然就要将他们奉作上宾，这也就是为什么爱丽舍宫常常要高朋满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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